本文是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谈论这次疫情的最新文章，发表在
write.as
上。到目前为止，亚洲对新冠疫情的控制似乎比欧洲更有效和迅速，这是为什么？韩炳哲首先讨论了大规模数字监控的作用，这比欧洲关闭边境的主权式措施更有效。东亚社会普遍缺少数据隐私的保护意识，网络提供商采集人的日常生活、出行信息，摄像头采集人的面部、体温等生物信息，与*府共享，并通过应用软件公开。采取国家性举措向全民提供口罩也至关重要，而欧洲则对此不在意，再加上口罩的生产早已转移至中国，此时就连医生也难以获得防护效果好的口罩。当人们不戴口罩地挤公交和地铁，限制出行的措施就起不到效果。
韩炳哲同时指出，病*的危险确实不容低估，但它引发的恐慌似乎夸张得不成比例，各国*府在防疫宣传中用上了战争用语，敌人的概念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新自由主义为了加速资本的自由流动，已经废除了冷战时期无处不在的边界和围栏，当病*闯入一个“在免疫上被全球资本主义严重削弱的社会”，就引起了强烈的恐慌和震惊。死亡把被数字化废除的现实再次摆到人们面前，这对于一个重视生存胜过生活、情愿用全部生命力量延续生命的“生存社会”来说，更是巨大的打击。
资本主义不会因为病*而自行瓦解，人们在保持隔离方面的团结，不同于梦想一个更和平的社会的那种团结。如果大数据监控因为这次疫情而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紧急状态将成为常态，生存社会的不人道将被推向极端。我们必须用理性限制新自由主义的无限放任和它破坏性的流动性，才能挽救自己。
韩炳哲
新冠肺炎是一次系统测验。亚洲对疫情的处理显然比欧洲更好。在香港特别行*区、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只有少数几例感染，台湾地区报告了例，香港例。另一方面，德国在短期内就已有例（截止至3月19日）。韩国和日本都已经渡过最艰难的时期，那怕是作为疫情发源地的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疫情。
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没有实施封城（Ausgangssperre），也没有关闭商店和餐馆。同时，许多亚洲人纷纷逃离欧洲，中国人和韩国人都想回国，因为觉得那边更安全。航班价格成倍增长，目前去中国和韩国的机票已经很难买到了。
欧洲则步履蹒跚（straucheln），病例呈指数增长，似乎无法控制疫情。意大利每天都有数百人死亡，岁数大的病人被拔掉呼吸机，让给更年轻的人。欧洲可见的管控措施都是空洞的姿态（leererAktionismus），关闭边境只是主权的绝望表达。我们感觉穿越回了主权的时代，主权者决定进入紧急状态，主权者关闭边境。
然而这些做法只是无效的主权展示。欧盟内部紧密合作会比盲目关闭边境更有帮助。欧盟禁止外国人入境也是个完全无意义的举措，现在不会有人想去欧洲。更有意义的做法应该是禁止人员离开欧洲，以保护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欧洲是目前疫情的焦点地区。
对国家的信任
与欧洲相比，已证明能有效抗击疫情的亚洲体系有什么优势呢？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条件（儒家思想）（编者按：在历史上）已经是专制的。人们比欧洲人更顺从、服从（folg-undgehorsamer），也更信任国家，其日常生活从根本上说组织得比欧洲更严格，不仅中国，韩国和日本也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亚洲人动用了大规模数字监控来对抗病*，他们相信（vermuten）大数据在抗击流行病方面有巨大潜力。
可以说，在亚洲不仅是病*学家或流行病学家在抗击病*，信息科学家和大数据专家也尤为重要。欧洲尚未认识到这种范式转变，数字监控的辩护者将宣称大数据能拯救人命。
在亚洲几乎没有反数字监控的批判意识。即便是在日本、韩国，人们也很少谈论数据保护，没有人反对疯狂的行*数据采集。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信用评分系统，可以对公民进行全面评估，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不受约束的数据交换
移动和网络提供商与*府机构（Behrden）之间的数据交换，使社会监控在中国成为可能。
中国为数众多的公共视频摄像机，其中一些具有有效的面部识别技术，甚至可以记录下脸上的痣。配备人工智能的公共视频摄像机可以在公共场所、商店、街道、火车站和机场观察和评估每个公民。
整个数字监控基础设施现已证明其在控制流行病方面十分有效。当某人到达北京火车站，他会被测温摄像头自动识别，如果他的体温太高，与他同在一辆火车车厢里的人会在手机上收到自动通知。监控系统知道谁坐在哪里。
社交媒体上甚至有报道称，无人机也被用来实施隔离，当有人偷偷打破隔离，一架无人机出现会并命令他们回家，也许它还能打印出一张罚单飘到那个人身上——谁知道呢。这在欧洲是一种反乌托邦情形……
不仅中国如此，韩国、新加坡和日本也缺乏反数字监控的批判意识。他们醉心于数字化。这种局面也有其文化背景，亚洲流行集体主义，没有明显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同于利己主义，后者在亚洲当然也很猖獗。
在对抗病*方面，大数据显然比欧洲目前无意义的边境关闭措施更有效。然而由于数据保护，欧洲不可能采取类似的行动。中国的移动和互联网提供商会把客户的敏感数据与健康管理部门共享。
数字调查组
国家知道我在哪里、我遇见谁、我做什么、我在找寻什么、在想什么、我吃什么、买什么、去了哪里。将来等到有可能时，体温、体重和血糖水平也将由国家控制。数字生物*治学和数字心理*治学将地活跃地管控（steuren）人类。
武汉成立了成千上万的数字调查组，它们仅凭技术数据就能追踪潜在的感染者。仅凭大数据分析，它们就能发现谁可能被感染，谁必须进一步观察、谁必须隔离。未来在于数字化，在传染病方面也是。从传染病的角度，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定义主权。主权者是掌握数据（控制数据）的人。当欧洲宣布紧急状态、关闭边境时，它凭借的还是旧的主权模式。
不仅是中国大陆，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数字监控也为控制疫情发挥了全力（invollenZügen）。台湾地方当局同时向每个公民发送短信，以确定联系方式或通知人们受感染者去过的地方和建筑。台湾地区很早就结合了不同数据，通过人们的出行来查找潜在的感染者。
在韩国，在一栋曾有被感染者去过的楼里吃饭的人，都会在新冠应用程序上收到警告，被感染者去过的每个地方都记录在应用程序中。人们很少